《南京不哭》作者鄭洪接受記者采訪(郭一娜攝)

　　80年前，鄭洪出生。1個月后，發(fā)生盧溝橋事變。75年前，鄭洪第一次看見天邊飛來的日本戰(zhàn)機。飛機投下炸彈，爆炸后是彌漫的塵土、硝煙以及人們的尖叫。這是他對抗戰(zhàn)的最初記憶。70年前，鄭洪在廣東鄉(xiāng)下，已會熟練地跟著家人“躲警報”。

　　兩年前，鄭洪告訴家人，寫了十年的小說寫成了。這本十易其稿的《南京不哭》，他為自己寫，為跟自己一起在抗戰(zhàn)中出生、長大的人寫，也為不知道這些人和故事的人寫。

　　寫書是“對他們的回答”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眼里，在數(shù)學系執(zhí)教近半個世紀的鄭洪教授是個溫和儒雅、勤勉靜默的人。從廣東到澳門、從臺灣到馬薩諸塞州，他成果等身卻依然安靜低調(diào)，從未想過自己的人生在1995年4月13日后天翻地覆。

　　鄭洪到現(xiàn)在都牢牢記著這個日期。那天午后，他正伏案工作，兩個同事突然跑來告訴他，有個會議正在9號樓的150室進行，內(nèi)容他一定感興趣。鄭洪趕過去一看，有四個人正對著臺下200多名聽眾講述廣島原子彈事件。

　　鄭洪至今保留著這場活動的海報，上面顯示，四人分別為麻省理工學院榮譽退休教授菲利普·莫里森、歷史學教授約翰·多弗、達特茅斯學院歷史學教授馬丁·舍溫、日本法政大學美國政治學教授袖井林二郎。

　　鄭洪頓時覺得熱血沖腦。擱置了幾十年的兒時記憶在眼前一幕幕回放，他高高地舉起手要求發(fā)言。

　　“如果一群強盜闖入了你的家中，強暴了你的妻子，殺死了你的兒女，割破了你的喉管，警察把他抓走、懲罰他，請問臺上四位尊貴的先生，這是強盜在自食其果呢，還是警察在過當執(zhí)法？”臺上臺下一片安靜。臺上只有一個美國人簡單回答了幾句。

　　“他們完全忽略了我的抗議。”鄭洪說。

　　事后，《麻省理工學院技術(shù)評論》雜志登了一篇關(guān)于廣島事件的長文，由此次討論會的一個主講人執(zhí)筆，仍在為日本辯護。鄭洪看不下去，投書該雜志反駁，但他的文章過了好幾個月才被登出來，里面的警句幾乎全被刪掉，剩下只有半頁。

　　一次次的刺激下，鄭洪忍不住了。“他們限制我發(fā)言，我更要發(fā)言?！赌暇┎豢蕖肪褪俏覍λ麄兊幕卮?。”

　　“有資格去寫南京的故事了”

　　鄭洪認為，如果寫紀實文學，他的作品就只是一堆冷冰冰的數(shù)字和資料，不能打動讀者，所以他要寫小說。為了讓西方讀者直接體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他決定用英文創(chuàng)作。

　　鄭洪面對的挑戰(zhàn)首先是故事題材。鄭洪想寫的“南京大屠殺”是最具代表性的日本侵華罪證，但他此前從未到過南京。為了采集第一手資料，1999年末，他利用假期去南京住了幾個月，住在南京大學的博士后公寓里。在南京，他通過友人聯(lián)絡(luò)和兩位大屠殺幸存者常志強和姜根福見了面。談起62年前的往事，兩位幸存者老淚縱橫。這是西方歷史書上感受不到的慘烈。鄭洪把兩位老人的記憶，尤其是他們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時的經(jīng)歷，都寫進了《南京不哭》。

　　鄭洪說：“我在南京最驕傲的一刻，是一天在街上給人指路。我覺得自己已成南京人，有資格去寫南京的故事了。”

　　素材差不多夠了，可提筆才知寫起來不易，埋首科研論文大半輩子的他常感“跨界”之難。

　　2005年起，鄭洪在授課和研究之余開始了寫作。在鄰居和朋友的幫助下，英文小說《Nanjing Never Cries》(《南京不哭》)終于在2015年殺青。接下來，他又要面臨找誰接手出版的問題。

　　好心的同事有感于他的情懷，幫忙把初稿拿給時任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負責人的埃倫·法蘭。

　　兩個月后，法蘭親自回復鄭洪，她不但一字一句地通讀了小說，還幾次重讀，她要破例出版此書。為了有別于只出版理工著述的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她決定由以前校長名字命名的“基利安出版社”來出版、發(fā)行鄭洪的作品。

　　2016年8月，《NanjingNeverCries》付梓。同年底，鄭洪親譯的中文版《南京不哭》也由上海譯文出版社發(fā)行。這是繼張純?nèi)绲臍v史研究專著《南京大屠殺》后，又一部由美國華人學者寫就的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文字作品。

　　二戰(zhàn)真相話語權(quán)不可不爭

　　出乎所有人意料，《南京不哭》甫經(jīng)面世，即連續(xù)數(shù)周在亞馬遜網(wǎng)站上賣到脫銷，并多次加印。絕大多數(shù)讀者給出五星好評。

　　讀者卡羅爾·安德森留言：“雖然理解起故事來有難度，但閱讀收獲巨大。這是我讀過的最美麗、最有力量的作品。”讀者艾倫·蔡斯更認為，小說是“不為人知的中日關(guān)系黑暗史中的一道亮光。不為人知的日軍暴行、亂世下的愛情和親情、寬恕和銘記……內(nèi)容可信、敘述動人，令我手不釋卷，也理解了藏在今天中日關(guān)系深處的情感”。

　　可鄭洪仍然不滿足。他認為，在對二戰(zhàn)真相話語權(quán)的爭奪上，日本右翼分子歪曲歷史的作為不可低估，事

　　實上，日本右翼勢力已出版了600多本二戰(zhàn)專著，美國的主流社會也很大程度上被這些言論所左右和誤導，相比之下，向西方主流社會發(fā)聲的華裔作者屈指可數(shù)。

　　他在書中說：“七十余年后的今天，西方社會對日本戰(zhàn)時的暴行顯然已經(jīng)忘記了大半。我們的聲音，在美國的學術(shù)界漸漸被淹沒了。這個時候，我們更應(yīng)對世界發(fā)聲，把歷史的真相用種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讓世界深刻認識日本侵略中國的史實，喚起世人的良知。我們必須防微杜漸，不容20世紀的慘劇有一絲絲再度發(fā)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