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化哺育了俄羅斯文學，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和魅力在于它同時代、同人民血肉聯(lián)系;在俄羅斯作家筆下，現(xiàn)實的關懷、人道的情懷以及俄羅斯的白樺、草原和伏爾加河是水乳交融的;俄羅斯作家在關注人的價值和人的命運時，始終沒有離開社會歷史的迫切問題，在關注社會歷史的迫切問題時，又始終以關注人和人的命運為中心

19世紀俄羅斯文學毫無疑問是一座文學高峰。高爾基寫道：“在歐洲文學發(fā)展史上，年輕的俄國文學是一種驚人的現(xiàn)象……沒有一個國家像俄國這樣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就出現(xiàn)了燦若群星的偉大名字。”從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俄羅斯文學以其獨特的社會批判精神、深厚的人道情懷和迷人的藝術魅力，對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產生獨特影響。今天，當我們努力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候，人們熱切期盼中國文化繁榮到來。此時，認真研究19世紀俄羅斯文學獨特品格和價值，深入探索其繁榮原因，對于推進我國文學藝術的繁榮，也許會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

走出象牙塔，始終與時代和人民血肉相連

在19世紀，同歐洲其他先進國家相比，俄羅斯是一個十分落后的農奴制國家，這樣一個專制、貧窮的國家為什么能開出燦爛文藝之花?這還得回到俄羅斯文學本身。俄羅斯文學主調是深沉、憂郁，用別林斯基的話說，俄羅斯文學始終散布著一種“銷魂而廣漠的哀愁”。是俄羅斯人民的辛酸、苦難、掙扎、抗爭孕育了世界文學中這朵奇葩。文學生命力源于現(xiàn)實生活，它一旦離開時代，離開人民，注定要枯萎。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和魅力正在于它同時代、同人民血肉聯(lián)系。受沙皇專政壓迫的俄羅斯人民災難深重，沒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于是文學就成為人民表達思想感情的唯一場所，文學藝術家自然成為人民代言人。在某種意義上說，俄羅斯文學成了社會氣門，憋足了氣的所有社會激情都通過這個氣門直沖出來。

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俄羅斯作家不怕一切形式壓迫，他們在作品中深刻揭露和批判專制社會黑暗，對被侮辱被損害的下層人民寄予深切同情，不僅尖銳體現(xiàn)“誰之罪”問題，而且苦苦探索“怎么辦”的出路。文學真正成為時代前進號角和人民良心。

托爾斯泰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家，他的創(chuàng)作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高峰，在他身上我們最集中看到偉大作家的成功在于同時代和人民相聯(lián)系。列寧深刻指出，托爾斯泰的創(chuàng)作反映了19世紀最后30年俄國社會矛盾，反映了這個時期千百萬俄國農民思想情緒和心理矛盾，托爾斯泰創(chuàng)作動力都是來自這個時代、這個階級。托爾斯泰創(chuàng)作最大特色是真誠和懇切，是撕下一切假面的最清醒現(xiàn)實主義。在他的作品中，無論是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教會的無情揭露、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激烈抗議，還是對下層勞動群眾的深切同情，都非常真誠。在《復活》中，他透過華麗輝煌、溫文爾雅、道貌岸然的外表，無情揭露法官和檢察官的虛偽和丑惡、他們的草菅人命和齷齪內心。他描寫受侮辱受損害的瑪絲洛娃，不僅表現(xiàn)她的善良純樸，而且著力表現(xiàn)她的憤怒和仇恨，她對聶赫留朵夫的態(tài)度是十分決絕的，絕不受欺騙，絕不存幻想。托爾斯泰這種最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所達到的批判力度和深度，是貴族作家和資產階級作家所達不到的。用列寧的話說，“托爾斯泰是用宗法式的天真的農民的觀點進行批判的，托爾斯泰把農民的心理放在自己的批判、自己的生活當中。”托爾斯泰的創(chuàng)作確實“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涌激蕩的偉大人民的海洋。”

俄羅斯作家在他們的時代不把自己關在象牙塔里，不“為藝術而藝術”，而是始終同時代、同人民血肉相連，努力打造藝術精品，攀登藝術高峰，反過來又用自己的作品推動社會進步。事實證明文藝只有扎根生活，緊跟時代潮流，才能繁榮發(fā)展;只有面向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才能充滿生機活力。

堅持歷史進步立場，表現(xiàn)人道主義精神

文學是人學，文學既要表現(xiàn)人，又要有社會擔當。文學要表現(xiàn)人性和人的價值，但人性和人的價值又有其具體歷史內容。如何處理好兩者關系并加以藝術表現(xiàn)，是文學發(fā)展不容回避的尖銳問題。在俄羅斯作家筆下，反農奴制的激情、人道的情懷以及俄羅斯的白樺、草原和伏爾加河是完全可以水乳交融的。俄羅斯文學留下的寶貴傳統(tǒng)正是關注社會和關注個人的一致性：俄羅斯作家在關注人的價值和人的命運時，始終沒有離開社會歷史的迫切問題;在關注社會歷史的迫切問題時，又始終以人和人的命運為中心。在俄羅斯作家看來，人的被侮辱和被損害完全是農奴制造成的，只有砸爛農奴社會，才有人的尊嚴和價值，才能給個性、自由和發(fā)展帶來光明。正是這種社會理想和人道理想的融合、社會批判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才使得俄羅斯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獨放異彩，并且具有永久藝術魅力。

更值得稱道的是，俄羅斯文學的經典之作還特別善于表現(xiàn)個人與社會、個人價值和歷史必然的沖突，并善于表現(xiàn)兩者之間存在的張力。例如，普希金的《青銅騎士》突出表現(xiàn)了這種沖突和張力。長詩描寫1824年襲擊彼得堡的一場可怕水災，一個小人物的愛情和他在這場水災中的悲慘遭遇，這場水災是同彼得大帝在芬蘭灣海岸建立彼得堡這座濱海城市相關聯(lián)的。面對彼得大帝偉大歷史功績和小人物悲慘遭遇，普希金最高明之處就在于沒有把兩者對立起來。站在歷史進步立場，他勇敢地、毫不含糊地歌頌彼得大帝的歷史功績;站在人道立場上，他傾注滿腔同情和哀傷，為普通小人物唱出一曲哀歌。歷史進步的必然要求同普通人正當?shù)纳钤竿?、國家的整體利益和個人的局部利益，的確存在不可回避的矛盾。作家無法解決這個矛盾，但作家可以用藝術的方法和力量深刻而動人地揭示這一矛盾，表現(xiàn)兩者之間張力，并且堅定站在人道立場上。這樣，在詩中形成別林斯基所稱道的“詩的彈性、力量、堅毅和宏偉”。在普希金的長詩中，對歷史必然性的勇敢肯定和對小人物命運的深刻同情，構成歷史的彈性和張力，產生打動人心的力量，自然也就形成獨特的藝術魅力。

在個人與社會、人的價值和歷史必然的沖突中藝術地呈現(xiàn)思想張力，這是俄羅斯文學發(fā)展內在動力，也是俄羅斯文學經典的固有特質與魅力。

源于民族文化精神，文學與藝術相互激發(fā)

文學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文化是文學的根基、血脈，是作家的精神家園。19世紀俄羅斯文學也從歐洲文學吸取養(yǎng)料，但歸根到底是由俄羅斯文化傳統(tǒng)哺育的，離開俄羅斯文化傳統(tǒng)就談不上俄羅斯文學的繁榮。在作家們看來，對俄羅斯的愛和對文學藝術的愛是合二為一的，他們一旦流亡異國他鄉(xiāng)，就有一種被連根拔起的感覺。

俄羅斯文化首先是以其民族文化精神、以其價值觀影響俄羅斯文學的發(fā)展。魯迅曾指出俄羅斯文學的主流是“為人生”，別林斯基也談到“銷魂而廣漠的哀愁”構成俄羅斯“民族詩歌的基本因素，親為血肉的因素，主要的調子”。俄羅斯文學這種價值觀和藝術品格正是源于俄羅斯民族文化精神、俄羅斯思想文化傳統(tǒng)：一是同農奴制專制壓迫作長期斗爭而形成的“為人生”思想文化傳統(tǒng);一是濃厚的東正教宗教情懷所體現(xiàn)的人道精神和救世思想。別爾嘉耶夫就指出，“俄羅斯人民的靈魂是由東正教培育的，它具有純粹的宗教形式。”這種宗教精神滲透到俄羅斯文學中，就表現(xiàn)為一種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一種濃厚人道情懷，一種深沉憂患意識和淡淡哀愁。

如果把俄羅斯文化傳統(tǒng)具體化形態(tài)化，俄羅斯文化中的審美文化(音樂、繪畫、戲劇)和非審美文化(哲學、科學、宗教)對俄羅斯文學發(fā)展的影響都是不可低估的。藝術文化是一個整體，各種藝術門類之間互動和對話是藝術文化發(fā)展動力。俄羅斯作家都有很高藝術素養(yǎng)，他們常同藝術家一起舉辦文化沙龍、音樂會，共同交流創(chuàng)作，探索問題。許多作家創(chuàng)作都深受俄羅斯藝術影響。屠格涅夫就是一個音樂的超級愛好者，柴可夫斯基、魯賓斯坦都是他的座上客。他特別善于通過敏銳的聽覺捕捉生活和大自然的詩意，這就使他的作品自然帶有濃郁的抒情色彩。在19世紀，俄羅斯不僅出現(xiàn)一大批文學大師，也出現(xiàn)柴可夫斯基、列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一大批藝術大師，俄羅斯文學藝術在那個時代是共存共榮的。

僅就文學內部而言，19世紀俄羅斯文學批評對文學創(chuàng)作推動也十分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以別林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文學批評，就不可能有俄羅斯文學的繁榮。別林斯基總結了普希金、果戈理的創(chuàng)作經驗，提出了現(xiàn)實主義和人民性理論，反過來又深刻影響了俄羅斯文學發(fā)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大家也是別林斯基最早發(fā)現(xiàn)的?？茖W的、有見地的文學批評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俄羅斯著名的文學批評家盧那察爾斯基指出，作家是受現(xiàn)實生活直接影響的敏感的人，但缺乏抽象的科學思維，需要批評家?guī)椭?，批評家也要向作家學習，熱情對待作家，兩者不應相互指責，而要相互學習，共同促進文學事業(yè)的繁榮。他說，“實際上，歷來的情況是：恰恰由于著名作家和卓有才華的批評家的通力合作，過去曾經產生過，今后將產生真正偉大的文學。”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制圖：蔡華偉